编者按：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微时代”“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网络化时代”“自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多年来，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网络治理难题以及认识不到位、应对相对乏力的危局，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确很不稳固，甚至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存在旁落的危险。为了加强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破除并拒斥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五个认识误区，即“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伪命题论”、“附属论”、“唯技术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现“突围”的基本进路，即从理念重构、制度建设、机制构建等三方面切入，从而切实提升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功能，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步入新的境界。
当今时代已然步入“人人拥有麦克风”“人人皆为记者”的具有交互性、自主性的自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由此，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成为行使其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突出重点，同时也是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乎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习近平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这句话，清楚地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之于中共执政、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加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危局，破除并拒斥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误读，并提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破局突围的基本进路。
一、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遭遇空前的挑战
作为一种先进的传播技术，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交互性、无中心性、开放性、超容量等特征，在促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扩大和促进了地区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等。同时，在自媒体时代，网络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空前挑战和强烈冲击，已然成为我们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课题。习近平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 [2]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谋求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即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而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魅力。试想，如果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不迅速大幅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预定目标势必难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势必将会受到威胁。概言之，近年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媒体出现了集中化和公司化趋势，当前6家大公司就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家以上的重要媒体，每一家媒体无论在哪一个大企业中至少有一家公司，而且这些大的跨国公司相互参股，使美国媒体更具有国际化色彩。另外，《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1777家在美国，比智库十强国家中的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媒体在财团、政府和智库的支持下，较之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话语优势。同时，研究统计显示：“美国有2.8亿受众，服务于这些受众的是1468份日报、6000份杂志、10000座广播电台、2700个无线和有线电视台，以及2600个图书出版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型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媒体。” [4] 另外，美国也同时抢占了新媒体的主动权，“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都是由美国提供的。美国独取国际互联网信息流量的67%以上，而中国只占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量的0.1%、输出量的0.05%，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络信息宗主国’。”[5]
其二，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看，由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多样多变，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的影响力引导力存在被“边缘化”、“弱化”、“淡出”的情况。英国学者汤普森是媒体研究的重量级人物，此君在此领域耕耘已久，多有学术建树与洞见。他曾经写道：“现代国家的机构，以及占据现代社会中通称为政治空间的无数其他组织（政党、压力集团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权力与统治的场所；但它们不是唯一的场所，甚至也不一定是大多数时间大多数人的最重要场所。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权力与统治关系是那些作为他们日常生活典型社会背景的场所：家庭，工作地点，教室，同业团体。在这些场所中，个人花费大部分时间，采取行动与互动，谈话与倾听，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听从他人的目标。”[6] 所以，他认为：“研究意识形态时，对日常生活背景的关注与对狭义政治领域的具体机构的关注并重。”[6] 反顾当下，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各种新兴媒体蓬勃发展，并且呈现出“集成化”、“社交化”、“碎片化”等新的传播特征，吸引着广大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对人们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重构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习近平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2]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给网络舆情管理、给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给话语权的维护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系数。网络信息具有瞬时化、表面化、个性化、情绪化、全球化、碎片化等特征，冲击了意识形态的认知体系与理性思维；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甚至是质疑和反对意见，良莠丛生、泥沙俱下，势必挤压了主流声音的传播空间。当前网络舆论场上，由于自媒体、新媒体的介入，多向度、交互式、立体化的形式对于社会事件的“风暴式讨论”，导致传统媒体及其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呈现为“悄然褪色”式的显著弱化。例如，在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名Top20中，官方媒体中仅有“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和“人民网”上榜。总体来看，由于主流媒体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相对较小、影响力相对较弱，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其三，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对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世界化、主体多元化和形式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对有些力不从心。首先，这种斗争的领域世界化，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开放性规则，信息流通的迅捷性使得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关闭网络，使得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具有了国际性。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为了意识形态治理好控制，而随意随意断网；另一方面，网络的运行又带来了信息流通的即时性，使得意识形态斗争难以囿于一隅。还有，当国内事件一旦传到网上，就可能逐步或者迅速放大，扩散至全球，成为数亿人瞩目的爆炸性国际事件，从而使意见表达全球化，国内国际势力很容易里应外合，一唱一和，联为一体。所以，以“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其次，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展，中国社会日益转型为多元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日益分化，使网上意识形态斗争的参与力量数量巨大，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其中有国际反华势力及其“走卒”“走狗”，又有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作为，还有社会民众的自发参与。最后，网络的开放、匿名、即时、交互特征，使得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多样化。各种意识形态主体都已经认识到，网络民心是一种巨大的政治文化资源，从而将网络作为宣传自己观点的“跑马场”，展开了争夺人心的“角逐赛”。哈贝马斯写道：“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7]在话语表现形式方面，既有基于理论的理性探讨、学理辩论，又有充满戾气的谩骂攻讦、人身攻击。基于上述原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对确实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